即将在北京举行的2008年奥运会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目光，海外媒体对于即将开始的北京奥运以及以中国为议题的报道也逐渐多了起来，在这些报道中，有的是善意的，客观的，但是也有一些西方媒体在报道中报道中有意的将奥运的议题赋予一定政治的含义一次次试图将奥运报道政治化。 如果将此次西方媒体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政治化的报道和相关议题同三年前西方媒体关于“颜色革命”的报道和议题相类比便不难发现，西方媒体在这两次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方式上有着惊人的相似，可以说，在西方媒体在此次关于奥运政治化的报道用“颜色革命”报道的思维来进行的，是其在“颜色革命”报道中的一种惯性思维。

将报道议题泛化、外延化

    将某一报道议题无限的外延泛化，直至找到该事件与某一敏感话题之间潜在的联系，是西方媒介在报道中尤其是在对与自己价值观不同的国家和组织之间的报道中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在西方媒介有关“颜色革命”的相关报道中，将报道议题的外延化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在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将大到经贸往来、民主意识、独联体国家对俄态度、普京态度，小到居民生活、社会治安、交通环境、暴力事件等议题都不遗余力的与颜色革命本身相联系。[1]在这些看似相关的西方媒体的报道的背后是西方的媒体以格鲁吉亚、乌克兰等一些前独联体国家的民主、自由等“颜色革命”的议题为核心，然后不断扩大这一议题的报道半径，将该国的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尤其是涉及到内政、经济、民生、外交等的话题“颜色化”和外延化已实现其报道的目的和诉求。在此次西方媒体将北京奥运政治化报道的过程中，我们再次看到了西方媒介借用外延化议题，政治化报道北京奥运筹备的方式。CNN,NTV,BBC,AFP,AP等西方媒体机构都先后以达尔富尔、自由、人权、环境、西藏、台湾等议题与北京奥运相联系，在这些联系和报道中，西方媒体采取的方式和其在“颜色革命”中的方式是惊人的相似，仍是以一个议题为半径向周边无限画圆，从而找到适合其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报道角度和进行报道。只是不同的是这次的圆心是北京奥运。

与ＮＧＯ实行互动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中文译为非政府组织。根据百度百科的解释，它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2] NGO在全球的大规模的兴起是在20世纪80年代，它在全球的迅速崛起并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在西方国家的国际和国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是与苏联解体、全球化进程加速以及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的。被称为“第三部门”的NGO继游离于政府之外，并且不具有企业的盈利性质。NGO这种独立性、社会性以及非营利性的特征恰恰吸引了西方国家和相关部门的注意，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成为了政府的耳目喉舌，并且在政府的外交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在一些热点、冲突地区发挥的效用使西方国家达到了其通过正常的外交手段所无法达到的干预该地区内部事务的作用。在前独联体国家的“颜色革命”中，美国先后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家空投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并且为这些组织提供大量的活动资金用以反对既有的政府和个人。在非政府组织的这些活动中，其和西方媒体的互动对于“颜色革命”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爆发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从分析来看，颜色革命中NGO与媒体的互动形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组织某种反政府活动以吸引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的眼球；2）由西方媒体直接对NGO组织提供资金的支持以满足其报道的需求；3）国外的NGO直接对该地区的媒体提供资金支持以满足其理念诉求。[3]在有关奥运政治化的议题报道中，NGO的身影再次和西方媒体紧密相连，在他们彼此之间互动和联系中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带有NGO性质的记者组织如“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无疆界记者协会”等本身就和媒体从业者紧密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直接参与到将北京奥运政治化的相关报道甚至干扰北京奥运的进程中（如“无疆界记者协会”干扰奥运会火炬点火仪式）[4]。而对于这种媒体与一些NGO的互动，显然对于西方媒体想要报道的事件的一方是有害的，媒介和NGO的互动事实上构成了一种有损于被报道事件方的恶性的循环，在这种恶性循环之中，西方媒介的报道者既是事件的制造方和参与者又是事件的报道者和言论引导者，从传播过程的角度来说占据了信源、信道以及中间介质三个环节。在这种情况之下，媒介和NGO的互动将媒介的议题无限的膨胀并开始向其他本无关联的事件报道“发酵”，议题固然得到了泛化。但是西方媒介的报道也在这泛化的过程中走向虚伪。

报道上追求其本身的意识形态偏向

    一直以来，对于报道中意识形态的体现在很多西方媒体眼中一直是社会主义新闻报道才有的东西，可是在有关中亚及外高加索地区“颜色革命”的报道中，西方媒体却在不遗余力的在报道的字里行间体现着他们本身的一种立场和意识偏向。在对西方媒体有关“颜色革命”的相关报道的分析不难发现。其在报道中随处可见他们思想中那种“自由”、“民主”以及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排苏”的思想形态，几乎在所有的报道中都有显现。在这些报道中凡是涉及到“颜色革命”地区游行、集会以及诸如像萨卡什维利手持玫瑰进入国会这样的报道[5]，西方媒体无不充满溢美之词。在2004年乌克兰亲西方的总统候选人尤先科反对亲俄总统库奇马的报道中，西方媒体更是采取了“一边倒”的报道方式，在议题设置上为尤先科大唱赞歌，而对于和自身的意识认知有差别的库奇马以及其后台俄罗斯则没有任何善意。这样的议题一直到橙色革命之后的几年后也没有很明显的改变，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天然气问题上，西方媒体对于普京的态度仍是带有浓烈的“冷战”色彩，即便是在俄乌两国就天然气问题的争端结束的时候，西方媒体仍是持一种意识性的偏向，对俄的相关的议题的设置依然是有严重的意识上的排斥色彩的。[6]在有关北京奥运的相关报道中，西方媒体这种本身所带有的浓厚的意识形态偏向依然延续，他们在对北京奥运筹备的报道中，将奥运的议题同拆迁、环境、交通等问题相联系进行“裁剪式”片面的偏向性报道，在英国BBCFOUR播出的名为《当奥运会闭幕之后》（Olympic Architecture: After the Circus Leaves Town）[7]纪录片中，BBC将北京奥运和伦敦奥运的场馆建设和利用相比较，在展示鸟巢、水立方等北京奥运标志建筑的精美的同时用更多的笔调去指出这些场馆建设的利用率、花费以及带来的环境问题，片中以场馆的外表光鲜无法遮蔽隐藏的问题的观点报道北京奥运的场馆建设和使用的话题并高调的展示出伦敦对于奥运场馆的规划与之进行对比。这样的在报道上的意识形态的表现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对于受众来说也具有一定的迷惑。

在奥运政治化报道中惯性思维难以为继

    上面从西方媒体对“颜色革命”的各种类型的议题报道的分析中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媒体在议题报道上采用的将报道议题泛化、外延化，与ＮＧＯ互动，以及在平衡报道中灌输本身的意识形态的方式，在这种报道思维和方法在上面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到他们在北京奥运将新闻报道政治化的议题设置中也有所展现，可以说西方媒体在有关北京奥运政治化议题的报道是其在“颜色革命”议题报道思维的延续，这里要指出的是，西方媒体在其固有的意识和立场的支撑下通过各种议题和媒介的活动在“颜色革命”的报道中推动了整个中亚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民主派和亲西方势力的形成直至他们最终掌权。但是西方媒体这种运用类似“颜色革命”中的报道和议题设置的惯性的方法和思维在其有关北京奥运政治化的议题运用上必将难以为继，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有一下几点：

1）奥运本身的议题和“颜色革命”中的民主化的议题有着质的区别

    众所周知，奥运会的精神是“更快、更高、更强”，奥运的主旋律是和平、团结和友谊，同一些政治性话语相比，奥运是一种非政治化的语言，这同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要议题的“颜色革命”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西方媒体以奥运这样一个非政治性的议题为圆心向诸如人权、达尔富尔等这样的政治性议题画圆显然是很难有效果的。

2）中国的实际影响力和“颜色革命”国家有着质的区别

    发生在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发生的“颜色革命”是美欧等一些国家通过非政府组织以及相关的基金会以及慈善机构培育“政治精英”、扶持“反对派”、支持民众以“街头革命”方式从这些国家亲俄罗斯的势力手中夺取政权，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但是显然这是和这些独联体国家自身有严重的经济诉求需要西方大量的经济援助以及俄罗斯对于这些国家的影响减弱有直接的关系，此外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而相较于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4.66万亿人民币[8]的中国来说，其在世界的影响力决不是“颜色革命这些国家”所可以比拟的，此外中国自始至终都走的是一条独立自主的道路，并没有像“颜色革命”这些国家一样对于欧美有着迫切的经济上的需求以维持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转。因此，西方媒体在有关中国奥运政治化的议题的设置上仅靠“颜色革命”的那套惯性思维显然只会是以失败结束的。

3）中国本国媒介的统一性和内稳性很难使西方媒体有所作为

    发生“颜色革命”的国家的媒体无论是在管理上还是在报道上以及在对国家未来意识的认同上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种内部的媒介的混乱恰恰给了强大的西方媒体可乘之机，再加上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这些国家长期以来扶植的亲西方媒体的“配合”使这些独联体国家传媒在应对西方媒体的“进攻”时很难在国内形成形成其核心价值和有效的舆论防御，，这可以说也是颜色革命在这些独联体国家发生时能够得到那么多民众认同的一个原因。[9]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媒体制虽然说在某些层面上有着其自身的一些不合理性，但是在这种以党的声音和严格的新闻管理制度的体系下，中国的本国媒介有着很高的统一性和内稳性，也正是这种自上而下内稳的中国传媒体制的存在使西方的媒体在有关中国、奥运的议题报道中很难起到像“颜色革命”那样的效果。

     综上所述，在西方媒体有关将奥运政治化的议题的报道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西方媒体的在报道“颜色革命”议题上的思维模式。然而，时过境迁，由于奥运本身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外部环境以及中国媒介本身的特点西方媒体靠这种思维的惯性很难在将“奥运政治化”这个议题上实现其险恶用心的。